孙立平：三驾马车沉浮记
接连写了三篇，但相当多的朋友都当做是追溯性的文章，甚至看做是一种回忆。这也许是我文章题目的误导所致。
其实，这三篇文章探讨的是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变化过程，具体说，是三驾马车的起伏兴衰史，着眼的是现在的问题，是未来的前景。为了使讨论更准确系统完整一些，现将有关内容重写一遍。
三驾马车一驾没一驾，靠的是供给端松绑和需求端的生存式需求苏醒
上面的数据表明，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，是中国改开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第一波。我们现在讲经济发展速度快慢，总要到三驾马车里找原因，那8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靠的是哪一驾？
严格地说，真的是一驾没一驾。不是没起作用，是压根就没有。出口不用说了，当时刚从闭关锁国的状态当中走出来，国内更是处在短缺与匮乏状态，哪有可以用来出口的东西？那时说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出口，往往要与一个词连着说，节衣缩食。也就是说，为了获得一点不能没有的外汇收入，只有靠自己节衣缩食。因此，靠出口拉动经济，那时根本无从谈起。
再看投资。经济快速发展肯定需要大量投入，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。但在不同阶段上，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。在80年代，投资所起的作用其实也极为有限，除了数量极少的外资之外，政府几乎完全没有投资的能力。原因很简单，没钱，实在是没钱。那时上层领导常说的一句话是，要钱没有，实在需要可以给政策。某全国性福利组织成立，政府本应出点钱吧，没有。结果是给了一万台体制内价格的彩电指标。你把指标卖了，不就是几百万吗？这就算政府资助了。
那80年代快速发展的动力来自哪里？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三个东西：初步体制改革造就的供给端弹性、劳动力红利的初步释放和努力挣脱匮乏的生存式需求苏醒。
供给端弹性是来自国企松绑。我们都说中国体制改革开始于80年代，这当然是不错的。但要知道，那时的改革是很初步的。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可能还记得，当时有一篇风靡全国的小说，蒋子龙的《乔厂长上任记》，发表在1979年7月号的《人民文学》上。其实，从今天的眼光看，当时人们心目中的改革英雄乔厂长的改革，无非就是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，建立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奖惩制度而已。换句话说，不过是使一种不正常的状态稍微恢复点正常而已。但在当时，这已经是石破天惊。
因此，当时的改革，很难说得上是真正体制意义上的改革，充其量不过是具体规章制度层面的小改小革罢了，如恢复工资调整制度、奖金制度，有的甚至实行计件工资制度。在企业层面，有的开始试行企业承包制。实行这些改革的目的无非是建立一种激励机制，以调动劳动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。真正说得上是体制改革的，是这时候开始在一些领域允许个体经营，出现了一批个体户。这也可以看作是私营企业的萌芽。但就是这样，在供给端上，还是有一种巨大的活力被释放出来了。
而恰逢其时的，是劳动力红利的释放。大家都知道，50年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第一个人口生育高峰。在80年代，这批劳动力正当年。而60年代第二个生育高峰时出生的人口，也在80年代陆续进入劳动年龄。我看到一个数字，在80年代初的时候，中国城镇待业青年超过2000万。从一个方面看，这是就业压力，但从另一个方面看，其实就是劳动力红利。这意味着在城市经济中，增加了2000多万的劳动力，增加了2000多万创造财富的人。
还值得一提的是，1986年，中央“一号文件”规定：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。这在以前是不允许的。这就又意味着一个更大数量的劳动力转入到工业和服务业中。人是创造财富的主体，一个好的社会，就是能将这样的潜能发挥出来。80年代的经济快速发展，与这个人口红利的释放是分不开的。
最后说脱离匮乏的消费驱动。改革前的短缺与匮乏不用多说了，最有象征性的就是票证制度。当时的票证种类繁多，有粮票、布票、油票、棉花票、鱼票、肉票、煤油票、甚至火柴票等等。在当年，没有票证，有钱也寸步难行。因此，80年代是一个生活补课的过程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，到1985年前后，凭证凭票供应的除粮、油及电视机、自行车、洗衣机等大宗商品外，其他各类商品基本上已经敞开供应。直到1993年，粮票正式谢幕。中国与匮乏时代告别。那时哪有刺激拉动消费一说，是东西出来就一抢而光。
而消费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，在当时有两个最基本的原因。第一，当时百废待兴，处于典型的匮乏阶段，什么都缺，人们什么都想买，都需要买，尤其是生活必需品。这就是我说的努力挣脱匮乏的生存式需求苏醒。第二，那时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普通民众。有学者把这叫作改革初期的平等化效应。那时贫富差距是不是开始扩大？是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基于个人能力的收入差距，二是官倒。但总起来说，当时贫富差距不是太突出的问题。
两次盘活成为替代性投入，消费成为最强劲马车之一
接着再看90年代这一波。其实，说是三驾马车，实际就是投资与市场，消费和出口，不过的是内外的市场。我们先看发展所需要的的资源，也就是投入来自哪里？对此，需要注意如下三个环节：
第一，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，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大批下海，从而为市场释放出大量人力资源。中国最有影响的企业家，像王健林等，都是这方面的代表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按道理说，80年代出现的个体户应该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芽，但实际上，90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，却大多不是由个体户演变而来，而是来自这些下海的人们。所以，我当时曾经提过一个说法，叫长不大的个体户。这说明，当时个体户积攒起的那点钞票，是微不足道的，真正起作用的是下海者带出的体制资源。
第二，乡镇企业改制，中国的一些著名民营企业，包括一些上市公司，很多是由乡镇企业改制而来。在这方面，江苏最为典型，因为此前江苏集体经济性质的乡镇企业最为发达。在江苏民营企业百强榜上，超过半数由乡镇企业转制而来，如华西集团、红豆集团、阳光集团等，它们成为江苏企业中的中坚。1993年11月12日，美的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，成为中国第一家由乡镇企业改制而成的上市公司。
第三，国企改制。90年代初，国有企业，尤其以东三省为代表的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，处境艰难，很多处于破产倒闭的边缘。于是，大规模的国企改制开始。有人估计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大约有60-70%的国企改制、重组。这是一个毁誉参半的过程。一方面，当时的情况是，如张维迎老师所说，冰棍不吃也化了。另一方面，在大量国企职工失业下岗的同时，也有大量国有资产流入少数人手中。但不管在道义上如何评价，一批企业经由改制获得生机却是事实。
上述三股资源汇合到一起，形成了供给端的巨大动能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中国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变：从供给不足，到生产过剩。原来是想买什么什么东西缺，现在是生产什么什么东西不好卖。需求取代供给，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。
好在这个时候消费处于异常强劲的状态。这一方面是由于前面所说挣脱匮乏的生存式需求潜力未尽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，包括农村，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。在整个90年代，三大件等家用电器的消费，处于最旺盛的阶段。同时，随着富人阶层的形成，炫耀性消费、奢侈性消费开始出现。但到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，这种消费的浪潮进入强弩之末。所谓内需不足这个提法，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第一次出现，就是在这个时候。当时三大件等行业的开工率只有三分之一左右。这说明，在当时环境下，消费这个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，已经成了强弩之末。
于是，面对生产过剩、需求不足，三化开始，即住房商品化、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。三化的实质是人为制造需求，原来不需要自己买的房子需要自己买了，原来上学不怎么花钱现在需要自己花钱了，而看病也需要自己承担越来越多的部分。这当中的一些内容，当然是市场经济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，但在当时，更直接的考虑则是扩大内需。
这时，制约消费的另一因素是贫富差距的扩大。许多研究都表明，90年代是中国贫富差距拉得最快的一段时间。在社会心理层面，人们对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敏感，不满情绪明显增加。就改革而言，改革的获益者和受损者的分野日益明显，对改革的分歧也在加大。其原因，与上述过程其实是分不开的：激活原有资源的过程，特别是乡镇企业和国企两次改制，造就了一批富人，而通过住房商品化、教育产业化和医疗市场化来造就市场的消费需求，却加重了一般老百姓的支出负担。
概括起来说，90年代发展的动力是来自资源盘活和旺盛消费。换句话说，这是改革逻辑与发展逻辑的互相激发。假如一定要按照三驾马车的套路说，其实主要动力是消费，投资和出口都还是小苗刚露尖尖角。外资开始进来，但作用有限；政府投资开始增加，但当时主要限于高速公路。旺盛的消费无疑是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，但到本世纪最后几年，其已经开始衰竭。
三驾马车已经齐备，但有的疲态已经显露
可以说，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一段时间。原因何在？出口、投资、消费，我们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在这时齐备了。
先说出口。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。加入WTO对中国意味着什么？不是中国由此融入国际经济秩序，由此进入发展快车道这一句轻飘飘的话所能涵盖的。要知道，在当时，加入WTO，对于中国来说，不是锦上添花，而是雪中送炭。
正如上面所分析的，90年代中国制造业，尤其是在家电制造上，形成了巨大产能，在90年代末期，过剩产能高达三分之二，企业经营困难，大量农民工失业。当时甚至有人已经在危言耸听地讨论所谓流民问题。现在人们经常讲的内需不足问题就是这时候浮现出来的。
加入WTO这件事情，为什么如此重要？就是在严重生产过剩的背景下，在国际市场上为这个巨大的过剩产能找到了出路。加入WTO后，我国的进出口增长速度，可以用暴增来形容。其中货物贸易，从2001年的4.22万亿元起步，于2005年、2010年和2018年分别突破了10万亿、20万亿和30万亿三个台阶，至2021年接近40万亿元关口，20年间增长了8.3倍。
就这样，巨大的过剩产能，蜕变为头号世界工厂。
这时，投资也在加速。而投资真正成为三驾马车之一，与下面三件事情有着直接关系。第一件事情是，1994年，中国开始财政体制改革，政府财政状况大为改观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中国政府才开始成为一个有钱的政府，直接投资能力开始具备。第二件事情，在1998年房改之后，房地产投资大量增加。其中一部分是政府投入。同时，土地财政开始形成。第三，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的四万亿刺激措施以及铁公机的迅速发展。
由此，政府直接投资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。而政府债务，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堆积。
但就在出口异军突起、投资后来居上的同时，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却露出明显的疲态。当然，我并不是说这时的需求已经不足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，是很足很足，是人们最努力花钱的时期。但这时人们的花钱，与80年代、90年代不同，那时的花钱是基于自己的消费冲动，而且还能够量入为出。但到了本世纪初，不一样了：孩子要学费补课费，丈母娘要房子，生病住院更是医院要多少得给多少。而且，这时花的已经不完全是自己钱包里的钱，而是要贷款、借贷。因此，在这个阶段，在政府债务不断积累的同时，居民的债务也在迅速堆积。可见，这时的消费看起来红红火火，但实际上，已经因消费饱和和负债累累而衰竭。
最后，我想简单概括一下。到本世纪最初十年，三驾马车已经齐备，中国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。这时的问题就成了如何使得三驾马车的动力得以持续：出口要靠友好的国际环境维护，消费要靠民众收入保障，投资要靠政府还债能力和企业家信心支撑。
历史令人沉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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